盛世的挽歌与历史的注脚：评《长安三万里》中的虚与实
私以为，上乘的子供向动画，当能打破年龄的壁垒：稚子眼中见其童趣烂漫，长者心中悟其深意悠长。本作便是这样一部难得的国产佳作，其细节考究，人物更是风流俊雅，气韵生动，令人见之忘俗。
一、 历史的B面：高适与程公公
电影《长安三万里》为我们呈现了一位大器晚成的儒将高适。然而，历史的真实面貌往往比银幕更具层次感。
- 诗才早慧与仕途通达
与电影中塑造的“愚钝”形象相反，历史上的高适并非单纯的“晚开窍”。虽然《新唐书》记载其“年五十始为诗，即工，以气质自高”，但这与《旧唐书》的记载相悖。考虑到《新唐书》公认的可靠性问题，以及高适早期确有诗文流传的事实，应以《旧唐书》为准：高适出身武将世家，二十岁左右便已展露诗才。
若称高适为唐代诗人中“最达者”，或许略显夸张，但在大唐最耀眼的那批诗人群体中，高适确实是官做得最高的。他的政治巅峰出现在安史之乱后，因直言劝谏而获重用，历任谏议大夫、淮南节度使、太子少詹事、剑南节度使、刑部侍郎、散骑常侍，直至五十六岁溘然长逝，极尽哀荣。
- 功过参半的政治与军事生涯
高适的实务能力呈现出一种复杂的矛盾。史书有“为政宽简”之说，但这在古代名人传记中常似一种标准化的溢美之词。
从军事战绩看，他平定永王之乱固然是功绩，但当时永王在法理上远逊于唐肃宗，幕府人心涣散，平叛难度相对较低。相比之下，高适在对吐蕃的战争中丢失两州一城，这成为了他军事生涯的污点。与后任剑南节度使、有着“铁血手段”的严武相比，高适在实战指挥上确实逊色不少。
然而，高适在“庙算”上的战略眼光却不容忽视。他建议倾尽府库募集军士抗击安史叛军；在永王拥兵自重时，他通过精彩的局势分析赢得了淮南节度使的差遣；在剑南问题上，他主张蜀地军需困难，反对拆分节镇。这些主张虽未全被采纳，但后来四川战场对吐蕃的失利，某种程度上印证了他的预见性。
电影创作者或许因高适两次出任节度使，便倾向于将其塑造成纯粹的武官形象。事实上，唐代的节度使本就是文武皆可任的差遣，“出将入相”并不稀奇。如宰相杨国忠曾兼领剑南节度使，宰相张弘靖出任幽州节度使——后者在任上说出了那句著名的离谱谬论：“今天下无事，汝辈挽得两石力弓，不如识一丁字”，直接导致了幽州镇的再次反叛。
- “程公公”的历史原型与称谓谬误
剧中那位自称杀了权宦李辅国的公公，原型应是程元振。与电影中相对正面的形象不同，历史上的程元振臭名昭著，弄权排挤贤良。不过代宗确实感念其拥立之功，仅让他罢官归乡，未加极刑。
此外，剧中有两处明显的考据硬伤：
其一，程元振所持节杖上书“神策军护军中尉”。实际上，神策军分左、右两军，互不统属，职位应具体为“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
其二，唐代宦官并不被称为“公公”（这是明清之后的叫法），而是根据具体职事尊称为“程中尉”或“程大监”。
二、 不得志的诗人与盛世的危机
电影的底色是悲凉的，因为诗人总是不得志。
李白在离开流放地返回时，写下了气势磅礴的《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他回顾半生，“揽涕黄金台，呼天哭昭王”。在电影里，高适家族没落，不仅读书吃力，更缺人举荐，科举之路走得异常艰辛。
李白的命运则更为苦闷。作为商人子弟，他连参加科举的资格都没有，只能走“干谒”之路。他辗转于权贵之间，甚至入赘、奉道，尝尽了所有旁门左道，最终却在晚年踏上了永王这艘沉船。
数百年后，王安石在回顾自己变法峥嵘岁月而心灰意冷时，曾写下：“愿为五陵轻薄儿，生在贞观开元时。斗鸡走犬过一生，天地安危两不知。”
对当时的人来说，开元的确是盛世，但这盛世的肌体下已暗藏癌变。主角们在官场备受歧视，李林甫、杨国忠接连弄权，皇权与相权、太子与边将的斗争愈演愈烈。巨大的割裂即将产生，而诗人们只能眼睁睁看着盛世倾塌。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在这个大割裂下，安史之乱爆发了。
高适作为哥舒翰的幕僚出征。历史上，哥舒翰晚节不保选择了投降，但在故事里，创作者让他作为胡人为大唐做了最后的困兽之斗。当高适逃回京城，天子已西狩，但乱世反而给了他一展抱负的缝隙。
而政治斗争并未因战乱停止。太上皇玄宗与肃宗的权力博弈，导致了诸王分封，进而引发了永王与肃宗的猜忌。睢阳张巡迟迟等不到的救援，或许正是这种顶层斗争的牺牲品。
在故事里，本已决定奉道的李白，终究放不下天下，出现在永王幕府中写下檄文。众人皆有算计，唯独李白似乎真的怀着一腔赤诚，梦想着“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电影中，高适多次见李白纵情诗酒，他不解，感到格格不入，但经历多载寒霜成为节帅的他明白，李白那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注定无法在波谲云诡的现实政治中找到落脚之地。
大唐允许诗人拥有仰望星空的浪漫，却吝啬于给予寒门子弟脚踏实地的阶梯。 在那个“干谒”盛行的年代，诗歌往往沦为通往权贵的敲门状。李白作为一个被科举制度拒之门外的“商贾之子”，他一生的漫游与狂歌，本质上是一个绝望的天才在体制的高墙外无助地撞击。
这种撞击在永王之乱中达到了高潮。电影中，李白纵情诗酒，以为自己是谢安出山，能“谈笑安黎元”。他看不懂玄宗与肃宗的父子相残，看不懂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博弈。他的政治嗅觉与其艺术天分构成了残酷的反比：他的诗歌越是极尽夸张与浪漫，他在现实政治中就显得越发幼稚与格格不入。
相比之下，高适的“显达”显得尤为沉重。创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了两人的本质区别：当安史之乱的烽火燃起，那个浮华的、属于李白的“诗酒大唐”其实已经死了；活下来的是需要铁血与权谋的“藩镇大唐”。他比李白更早地承认了盛世崩塌的现实——在乱世，再华丽的《将进酒》，也抵不过一次精准的政治站位。
三、 并未结束的乱世
影片结局，一首《早发白帝城》响起，“轻舟已过万重山”。高适和程公公说：“只要诗在，书在，长安就在。” 这似乎象征着一切艰险已过，大唐精神永存。
但这仅仅是电影的浪漫。历史的真相是，大唐漫长的“垃圾时间”才刚刚开始。
各怀鬼胎的权臣、拥兵自重的藩镇、乃至家奴般的宦官，你方唱罢我登场。宫廷政变如喝水般稀松平常。
李白在赦免后继续郁郁不得志，最终在贫病中死去，史书甚至吝啬于记录他具体的死因。
- 公元783年 ，二帝四王之乱爆发。唐德宗锐意削藩却操之过急，致使天下沸反。此后，他选择了韬晦聚敛，甚至纵容姑息。
- 公元817年 ，李愬雪夜入蔡州，唐帝国短暂地扫平了最大的叛军，迎来“元和中兴”。
- 公元821年 ，长庆削兵失败，河朔三镇再叛，中兴梦碎。
- 公元875年 ，在一片裱糊匠式的维持中，王仙芝、黄巢起义爆发。中原与南方不再安全，为了弹压民变，朝廷在各地设置藩镇，却又埋下了遍地异心的种子。一位名叫朱温的黄巢降将崭露头角，他将在未来亲手埋葬大唐。
- 公元904年 ，朱温以“勤王”之名进入关中，击败了另一个跋扈军阀李茂贞，挟持唐昭宗前往洛阳。当车驾行至华州，不知情的百姓夹道山呼万岁，唐昭宗只能掩面垂泪，惭愧地说道：“勿呼万岁，朕不复为汝主矣！”
那一刻，长安的三万里诗篇，终于在大火与悲叹中，化为了历史的余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