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利品到天命神器：传国玉玺的“神格化”之路——传国玉玺读史笔记

在后世的通俗史观与演义小说中，传国玉玺往往被视为皇权不可或缺的唯一凭证，所谓“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似乎无玺则不可称帝。然而，细究两汉史料，尤其是结合《汉旧仪》与《汉官仪》的记载，我们不难发现一个被长期忽视的历史事实：在西汉大部分时间里，始皇玺的政治地位并未达到“天命”的高度，它真正完成从“战利品”到“法统神器”的质变，实则是西汉末年政治危机、王莽篡代与东汉神学政治共同作用的产物。

一、 汉初格局：作为战利品的“秦玺”

公元前206年，秦王子婴素车白马，奉天子玺符投降。对于刘邦而言，这方玉玺的首要意义在于“胜利”。

据《汉旧仪》记载，汉朝中央行政运作的核心信物是“皇帝六玺”（如皇帝之玺、天子行玺等），这六方印章承担了封拜诸侯、调兵遣将、发布诏令的实际功能。也就是说，在皇权的日常运行中，并不依赖那方始皇玺。

更为直观的证据来自《汉官仪》对皇帝车驾制度的描述：“驾出，则一人负传国玺，操斩蛇剑，参乘，与中官俱止禁中。”在这里，传国玺是与斩蛇剑并列存在的。斩蛇剑象征着刘邦起兵反秦的勇武，而秦玺则象征着秦朝的彻底臣服。二者在出行仪仗中的展示，本质上是一种 夸耀反秦起义的战利品展览 。它向世人宣告的是汉家天下的得来是源于伐无道诛暴秦，而非源于对秦朝法统的继承。

二、 法统困境：为何汉初不“神化”玉玺？

汉初的政治合法性构建，建立在“暴秦”与“汉德”的对立之上。汉朝自诩“吊民伐罪”，如果在意识形态上过分拔高秦始皇的玉玺，将其视为天命所归的唯一神物，无异于承认了秦朝法统的神圣性，这与汉初的政治宣传是背道而驰的。

因此，在西汉前中期，始皇玺虽然珍贵，被妥善收藏于长乐宫，但它更多是一件顶级的“皇室文物”和“征服纪念碑”，并未上升到决定王朝存亡的玄学高度。

三、 危机与转折：王莽的“造神运动”

传国玉玺命运的转折点，出现在西汉末年。

彼时，儒家谶纬之学兴起，“五德终始”说深入人心，汉廷面临着巨大的“汉德已衰”的合法性危机。汉哀帝上演的“再受禅”闹剧，便是这一恐慌的体现。而在这一动荡时期，王莽作为外戚权臣，急需一套理论和实物来支撑其篡位的合法性。

与刘氏皇族拥有天然的血统合法性不同，王莽想要完成从摄政到皇帝的跨越，必须借助于“天命”的外部确认。于是，那方沉寂已久的始皇玺被重新发掘出来。王莽通过一系列政治运作，将这块原本象征“秦亡汉兴”的石头，重新包装为“天命转移”的物理信物。

无论是逼迫王太后交出玉玺的政治大戏，还是后来对玉玺的神学解释，王莽不仅是在争夺一件器物，更是在 制造一个神话 ：试图向天下人灌输“得玺者得天下”的逻辑，为自己的禅让披上合法的外衣。

四、 东汉悖论：神话的终极固化

如果说王莽是玉玺神话的始作俑者，那么刘秀及其建立的东汉政权，则是这一神话的集大成者与制度化推手。这其中包含着一个巨大的历史悖论：刘秀虽矢志反莽复汉，却全盘接受并强化了王莽创造的“玺权逻辑”。

建武元年刘秀称帝时，玉玺尚在赤眉军手中。为了解决“无玺即位”的尴尬，刘秀不得不极度依赖《赤伏符》等谶纬图籍来证明天命。因此，当后来赤眉投降、刘盆子献上玉玺时，刘秀并未将其还原为西汉时期的“战利品”，而是举行了高调的受玺仪式。刘秀实际上 默认了王莽制定的游戏规则 ：承认这方印玺具有赋予天命的神性。因为只有承认这一点，他从群雄手中夺回玉玺的行为，才能被解释为“天命重归刘氏”的终极证明。

东汉一朝，谶纬之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内学”）。在这一体系下，传国玉玺彻底脱离了行政工具的属性（行政仍用六玺），被升格为凌驾于世俗权力之上的“第七玺”—— 镇国神物 。它不仅是封禅泰山的重要法器，更成为了连接“天意”与“皇权”的唯一实体接口。

至此，王莽的政治谎言被东汉的政治神学永久地固化了下来。

五、 结语

综上所述，传国玉玺的历史地位并非一成不变。

在秦末汉初，它是刘邦斩蛇起义、推翻暴秦的“军功章” **；在西汉末年，它是王莽掩饰篡立、粉饰禅让的 “道具” ；而到了东汉，它最终被确立为王朝法统的 “基石”**。

王莽篡汉与光武中兴，这两个看似对立的历史事件，却在“造神”这一维度上达成了奇妙的共识，共同完成了中国古代政治符号叙事的逻辑闭环。从此，这方玉玺便在后世的离乱中，承载了太多本不属于它的沉重宿命。

（本文主体由我撰写，Gemini有润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