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宇宙本原到慈悲救主:中国古代太乙救苦天尊信仰演变综述
引言
太乙救苦天尊信仰的演变是中国宗教发展史的一个典型范例,其清晰地展示了一位神祇从抽象的哲学概念,演变为帝国祭祀的星辰主神,最终定型为道教中人格化、慈悲为怀的救赎之主的完整轨迹。本报告旨在论证,太乙救苦天尊的历史并非单一的线性发展,而是一个融合、适应与竞争性互动的过程,尤其是在与佛教的对话中,他最终确立了自身作为道教神谱中最重要、最具救赎意义的神祇之一的地位。通过对哲学文本、道教经典、正史记载、图像学证据及通俗文学的历时性与文本考证分析,本报告将重构这一信仰的演进叙事,揭示其背后深刻的文化、社会与神学动因。报告将从“太乙”的观念源头开始,追溯其在汉代国家祭祀中的神格化,分析其在六朝道教中作为救主的诞生,探讨其与佛教菩萨的复杂互动,并最终考察其在科仪、图像和晚期帝制时代大众文化中的定型与传承。
一、 太乙的本原:从宇宙本体到国家至高神
太乙救苦天尊并非凭空出现的神祇,其信仰的观念基础在数百年前即已奠定。这一过程分两个阶段完成:首先,是哲学层面将“太乙”阐释为宇宙的终极统一本原;其次,是在汉代国家祭祀中,将此概念具象化为至高无上的星辰主神“太一”。这种从抽象原理到可供崇拜之神的转变,是其后来在道教中被人格化为救赎主的必要前提。
“太乙”的哲学意涵
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太乙”(亦作“太一”或“泰一”)是宇宙创生之前、混沌未分的原始统一体 1。这一概念代表了存在的源头,先于天地、阴阳的划分。《礼记·礼运》明确记载:“夫礼必本于太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其降曰命” 1。这确立了“太乙”在中国古代宇宙论中作为万物基础、前二元对立的统一本体地位。此外,“太乙”也被视为“真炁”,即构成生命与宇宙的先天之气,是万物的根本物质 2。因此,在早期思想中,“太乙”是一个需要被理解的哲学本体,而非一个祈求具体福佑的人格神。
汉代国家祭祀与星神“太一”
这一抽象概念在汉代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尤其是在汉武帝时期,“太一”被提升为国家祭祀中的至上神。此时的“太一”不再仅仅是一个哲学理念,而被具体化为一个特定的神祇,与北极星(或其附近的星辰)相对应,被视为宇宙的统治者和五方天帝(五帝)的主宰 3。
汉代国家意识形态的构建,需要一位天界的至高权威来对应人间的皇帝,以巩固其统治的合法性。一个抽象的哲学原理无法满足此政治需求,必须有一位至高的、具有位格的神。汉武帝在方士的影响下,出于建立统一国家祭祀体系的需要,挪用了极具声望的哲学概念“太一”,并将其赋予给了天体中象征着永恒与中心的北极星神 1。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记载,汉武帝为太一神建立专门的祭坛,坛下环绕五帝之坛,明确了太一作为“天神”的至尊地位,而五帝则为其辅佐 3。
这种将抽象概念转化为具体实体的“具象化”过程,创造出一位强大的国家神。对“太一”的祭祀活动成为国家重要的礼制,其目的非常明确,即祈求“兵疫不兴,邦国乂安”,保障国家的和平与稳定 4。在汉代盛行的天人感应宇宙观中,北极星等星辰被认为主宰着人间的命运与政治的兴衰 6。因此,通过祭祀太一神,汉代统治者意在与宇宙的最高主宰沟通,从而确保其王朝的国泰民安。这一过程为后世道教创造了一位名为“太一”的至高神祇提供了神学“原型”——一个尊贵的名号、至高的地位以及与星辰的关联。若无汉代国家祭祀的这一步,后来的道教救主或许会以其他的名号和身份出现。
二、 救主的诞生:早期道教中太乙救苦天尊的出现
六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剧烈动荡的时代,但也正是这片土壤,孕育了将遥远、威严的帝国之神“太一”转变为慈悲、亲近的救主“太乙救苦天尊”的契机。这一转变主要由新兴的道教灵宝派推动。面对普遍的社会苦难,灵宝派道教回应了民众对救赎和清晰来世观的迫切需求,从而塑造了这位全新的神祇。
在汉末以来的社会动荡中,民众的宗教需求从祈求国家稳定转向了寻求个人灵魂的拯救和从苦难中解脱。道教,特别是善于吸收与改造既有观念的灵宝派,发展出复杂的宇宙论、神谱和一系列旨在拯救世人、确保信徒获得良好往生的斋醮科仪。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最早记载太乙救苦天尊的道教经典应运而生。据考证,对太乙救苦天尊的信仰最晚在六朝中晚期已经存在,甚至可能追溯至三国时期 7。现存道藏中的《太上洞玄灵宝救苦妙经》与《太一救苦护身妙经》等 foundational texts,是确立其神格的核心文献 7。这些经典完成了对汉代“太一”神的道教化改造与人格化重塑。
道教并非简单地沿用汉代国家神,而是对其进行了根本性的“再诠释”。汉代的太一神是高居天庭的宇宙帝王,由统治阶级为国家集体利益而祭祀,缺乏与个体信徒的直接救赎关系 3。灵宝派道士保留了“太乙”这一尊贵的名号,但剥离了其帝国政治色彩,并为其加上了“救苦”这一后缀,彻底重新定义了其核心职能。这一神学创新,使其神性从宇宙的“治理者”转变为苦难的“拯救者”。
此外,这些早期经典还将太乙救苦天尊的居所设定在东方一个名为“长乐世界”的净土 7。通过为其构建一个类似于佛教净土的理想天国,道教使得这位救主成为信徒修行向往的明确目标和救赎力量的特定来源。他被赋予了慈悲的品格,甚至被尊称为“东宫慈父” 10,从一位冷漠的宇宙象征转变为一位能够回应时代苦难、抚慰个体心灵的慈爱之神。这无疑是一次深思熟虑的神学构建,道教通过吸收并改造一个旧有的至高神符号,注入了慈悲与救赎的内涵,创造出一位能够在六朝时期新兴的“救赎信仰市场”中极具竞争力的神祇。
三、 神圣的职能:天尊的神格与权能界定
在道教神学中,太乙救苦天尊的权能被设定为遍及三界(天界、人间、冥界)的普世救赎。然而,在其漫长的演变过程中,他的神格与相关的科仪实践逐渐高度专门化,最终集中体现在其作为地狱最高救赎主的神职上。这种专门化不仅成为他最鲜明的特征,也是其信仰长盛不衰的核心驱动力。
普世的宏愿:“化身如恒河沙数”
根据道教经典的描述,太乙救苦天尊为拯救众生,能够化身无数,显现于一切时空。《元始天尊济度血湖经》中一段重要的经文对此有详细阐述:“化身如恒河沙数,物随声应” 8。这意味着他的化身多如恒河之沙,能随时随地应众生的呼求而显现。该经文还列举了他在不同领域的化身名号:在天界,他被称为“太一福神”,赐福天人;在人间,他被称为“大慈仁者”,救助苦难;在地狱,他被称为“日曜帝君”,以光明破除幽暗;在水府,则为“洞渊帝君” 。这种设定赋予了他跨越三界、无所不在的广阔救赎神权。
专门的职能:“地狱救赎”
尽管拥有普世救赎的宏愿,但在实际的信仰实践中,绝大多数与太乙救苦天尊相关的经典和科仪都聚焦于冥界救赎。学者指出,“自六朝而下,和太乙天尊相关的经典,都以地狱救赎为主,太乙救苦天尊俨然成为道教的地狱教主” 7。在道教的来世观中,地狱是一个结构复杂、律法森严的官僚系统,而太乙救苦天尊则被赋予了超越这一系统的最高权威,能够赦免亡魂罪愆,使其免受地狱之苦,接引他们往生天界或东方长乐世界。道藏中收录的与此相关的度亡、炼度科仪多达百余种,充分证明了其地狱救赎职能的核心地位 。
救赎的方式:“寻声救苦”
“寻声救苦”是太乙救苦天尊另一个重要的称号,这一定义了他救赎世人的方法论 10。与佛教观音菩萨相似,他并非一位被动等待祭拜的神祇,而是一位主动寻找并回应受苦者呼声的慈悲之神。信徒在遭遇危难之时,只需虔诚诵念其名号,即可获得解救 11。这种教义使得他的神力变得无处不在且易于企及,极大地增强了其在普通信众中的吸引力。
太乙救苦天尊神格的高度专门化,可以被视为一种使其信仰保持核心竞争力的神学策略。虽然普世救赎的理念宏大,但对死亡和死后审判的深层恐惧,是驱动大众宗教实践的最强大动力之一。通过将太乙救苦天尊塑造为地狱的最高主宰,道教为信众提供了应对这一终极焦虑的“一站式解决方案”。相比于其他神祇可能提供的现世福报,其地狱救赎的职能是独特、戏剧化且与每个人都休戚相关的。因此,正是通过成为无可争议的冥界之主,太乙救苦天尊在道教的斋醮科仪和民间信仰中占据了不可或缺的核心地位,确保了其信仰的持久繁荣。
四、 诸神的对话:与佛教菩萨的融合演变
太乙救苦天尊信仰的成熟过程,并非在封闭的环境中完成,而是与当时在中国广泛传播的佛教信仰产生了深刻的互动。通常的观点倾向于强调佛教对道教的单向影响,然而,太乙救苦天尊与地藏菩萨在地狱救赎神格上的关系,却揭示了一段更为复杂的、双向互动的历史。证据表明,道教的太乙救苦天尊信仰及其科仪,为中国化的地藏菩萨信仰提供了直接的模板,这体现了一种“竞争性融合”的宗教发展模式。
道教的先例
如前所述,一个以太乙救苦天尊为中心、体系完备的地狱救赎教义与实践,在六朝时期已经形成。这套体系不仅包括了成熟的神学理论,还涵盖了具体的斋醮科仪,如为亡者超度的“度亡”仪式和生者为自己预修福报的“预修”仪式。这些仪式甚至规定了特定的祭拜周期,如“一七”至“七七”、百日等忌日追荐的习俗 7。
地藏菩萨神格的中国化转型
与此相对,早期传入中国的印度佛教经典中,地藏菩萨的形象与地狱救赎并无直接关联。在唐代之前的译经中,地藏菩萨的职能更接近于观世音菩萨,主要是在人间救苦,或类似于阿弥陀佛,接引众生往生诸佛净土 7。其与地狱的专门联系在印度佛教中并不突出。
地藏菩萨地狱救主形象的确立,始于唐代在中国本土撰述的疑伪经,其中最关键的是托名藏川所作的《佛说十王经》 7。这部经典系统地描绘了亡魂在死后需经历冥府十殿审判的过程,并将地藏菩萨置于这一过程的核心,作为在地狱中救度罪魂的菩萨。研究明确指出,藏川的《十王经》“仿袭六朝道教太乙救苦天尊地狱救赎经典及科仪”,将道教的神学框架与仪式(如七七斋期)直接借用,并“把道教太乙救苦天尊地狱救赎神格,挪转至地藏身上” 7。此后,由实叉难陀翻译的《地藏菩萨本愿经》进一步推广了地藏入地狱救母的故事,最终在宋代以后,地藏菩萨作为“幽冥教主”的形象深入人心。
信仰元素的双向借鉴
除了核心神职的借鉴,一些图像学元素也显示了二者间的联系。例如,太乙救苦天尊的坐骑九头狮子在唐代文献中已有记载,象征其吼声能震开地狱之门的无上威力 10。而地藏菩萨的坐骑“谛听”(一种狮子形象的神兽)在早期佛经中并无记载,其图像的出现晚于太乙救苦天尊的九头狮子,很可能是受到了道教图像的影响 7。
下表清晰地对比了中世纪中国两位主要的救赎神祇与观音菩萨的异同,突显了太乙救苦天尊与地藏菩萨在地狱救赎功能上的高度重叠,以及道教模型在时间上的优先性。
表1:中世纪中国主要救赎神祇对比分析
| 特征 | 太乙救苦天尊 (道教) | 地藏菩萨 (中国化佛教) | 观世音菩萨 (佛教) |
|---|---|---|---|
| 主要领域 | 地狱救赎;兼及三界普救 | 地狱救赎 (唐以后在中国的发展);早期为在世救苦 | 普救世间各种危难 (水、火、刀兵等) |
| 核心名号/誓愿 | “救苦” | “地狱未空,誓不成佛” | “寻声救苦” |
| 经典依据 | 《救苦妙经》、《护身妙经》 (六朝) 7 | 《十王经》、《地藏本愿经》 (唐代本土撰述/翻译) 7 | 《法华经·普门品》[13, 14, 15] |
| 图像坐骑 | 九头狮子,象征破地狱之神力,唐代文献已载 10 | 狮子 (谛听),唐以后图像中出现,或受道教影响 7 | 无固定坐骑,常伴有龙、凤或立于莲台 |
| 相关科仪 | 黄箓斋、炼度科仪;七七斋期于六朝确立 7 | 十王信仰相关法事;七七斋期直接借鉴道教科仪 7 | 持诵名号、大悲咒等,多为祈求现世利益 |
这一系列的证据揭示了宗教间“竞争性融合”的动态过程。这并非简单的模仿,而很可能是一些中国佛教僧侣为了满足本土信众对来世救赎的巨大需求,有意识地借鉴并改造了一个在道教中已被证明非常成功的神学模型。通过创造一位“佛教版的太乙救苦天尊”,佛教得以在至关重要的丧葬和追荐仪式领域中,为信众提供一个属于自身传统的强大神祇,从而有效地与道教竞争。这一过程也反驳了认为道教只是被动吸收佛教元素的简单化论点,展示了道教在构建符合中国文化语境的本土神学方面的创新能力。
五、 慈悲的形态:图像、科仪与教派发展
太乙救苦天尊的神学理念,通过其标准化的图像和在道教斋醮科仪中的核心地位,被转化为信众可感知的具体宗教实践。其形象的演变,特别是标志性的九头狮子坐骑,以及宋代以来高度发展的炼度科仪,共同巩固了他在道教信仰中的实际重要性,使他从一位经典中的神祇,转变为道教救赎实践中的主要行动者。
图像的标准化
太乙救苦天尊的形象在唐宋时期逐渐定型,主要有两种经典造型:
- 道君像: 这是最常见的形象,天尊被描绘成一位慈祥的道教尊神,通常手持杨柳枝和净瓶(与观音菩萨的持物相似,象征净化与慈悲),或坐于莲花宝座,或骑乘九头狮子 10。这一形象强调了他的慈悲与度化之力。其标志性的坐骑九头狮子,是其最具辨识度的图像特征。据道经记载,狮子的吼声威力巨大,足以震开地狱之门,唤醒沉沦的亡魂 10。现存最早的救苦天尊石刻造像,是四川安岳玄妙观凿于唐玄宗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的“救苦天尊乘九龙”龛,显示其形象在唐代已有定制 10。
- 帝君像: 另一种形象则更具威严,天尊身着帝王冕服,手持玉圭,端坐龙椅,此时他被称为“东极青华大帝” 10。这一形象突显了他在道教神谱中的崇高地位和统御万灵的权威 9。
“东极青华大帝”这一帝号的由来,不仅有深刻的宗教学象征,更是一个在宋代道教发展中神格融合的历史结果。在宋代之前,道教中已有一位尊贵的东方之神,即“东王公”(又称木公)。在六朝道经中,他被视为“元阳祖气”的化身,是天下男仙之首。到了宋代,特别是北宋末年神霄派等新道派的兴起,道教神谱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系统化整合。在这一过程中,“太乙救苦天尊”作为一位信仰已十分流行、职能明确的慈悲救主,其神格与古老的“东王公”神格发生了融合。道教神学家将东王公所代表的“东方”、“元阳”、“生发”等宇宙本体属性,赋予了太乙救苦天尊。因此,“东极青华大帝”这一称号,在宋代道书中正式出现,成为了太乙救苦天尊的帝君尊号。北宋仁宗朝张商英所撰的《三才定位图》(现存最早的道教神谱图之一)中,就已经明确记载太乙救苦天尊“亦名东极青华大帝”。这一帝号的内涵是: “东极”明确了其方位(东方妙严宫或长乐世界);“青华”源自五行中东方属木、其色为青,象征万物生发的“元阳祖气”;而“大帝”则确立了其在道教神系“六御”之一的崇高帝位。这一历史演变,最终使太乙救苦天尊同时具备了“道君”的慈悲(救苦)与“帝君”的权威(青华大帝)两种形象。
这两种形象并非相互排斥,而是共同构成了天尊神格的一体两面:道君像体现了他“寻声救苦”的慈悲,而帝君像则彰显了他作为东方长乐世界之主、有权赦免众生的官僚权威。
在斋醮科仪中的核心地位
从宋代开始,随着道教斋醮科仪的进一步发展,太乙救苦天尊成为“炼度”科仪中最重要的主神。炼度是一种旨在超度亡魂、使其炼化阴质、转识成智、得道升天的复杂仪式。北宋末年兴起的神霄派,在构建其道法体系时,将“青华帝君”与传统的“太乙救苦天尊”合一,极大地提升了其神格,并将其深度整合进新的斋醮体系中。
在宋代以后成型的各类炼度科仪,如《太乙炼度科仪》中,高功法师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通过“存想”——一种精神性的观想技术——来迎请太乙救苦天尊降临法坛 16。法师需要观想天尊驾驭九头狮子,在万千仙神的簇拥下降临,播洒法雨甘露,救济亡魂 16。这些科仪在明清时期继续流传并被不断完善,如清代正一道士娄近垣增订的《太乙炼》科仪本,就源自宋代的传统 17。
太乙救苦天尊的图像与他在科仪中的功能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共生关系。其图像并非简单的艺术装饰,而是一种“视觉神学”,直接反映并服务于其仪式功能。九头狮子这一独特的图像,正是其“破地狱”神力的直接视觉转译。在炼度仪式中,高功法师通过存想来激活这一图像所蕴含的神圣力量。图像为仪式提供了精神焦点,而仪式则将图像的象征意义转化为实际的救赎行动。这种图像与仪式的紧密结合,是太乙救苦天尊信仰能够成为一种充满活力的、可实践的宗教传统的关键所在。
六、 不朽的遗产:晚期帝制时代与大众想象中的天尊
在太乙救苦天尊信仰的演变历程中,最后一个阶段是其在主流丧葬仪式中的地位被完全巩固,并通过通俗文学的传播,深入大众文化之中。这标志着他成功地从一个道教内部的神祇,转变为一个被社会广泛认知的文化符号。
在丧葬仪式中的主导地位
到了明清时期,太乙救苦天尊已成为几乎所有道教度亡法事中不可或缺的主神。他的名字和神职被正式写入各类仪式文书之中,成为人神沟通的官方对象。例如,在福建地区的道教仪式中,为亡魂“开通冥路”的正式文牒,其抬头即是“东极青华教主太乙寻声救苦天尊” 18。这表明,他的信仰已经从高深的神学理论,完全渗透到地方性的、具体的宗教服务实践中。各类以他为主神的超度科仪,如《太乙炼》、《太上正一拜十王还受生释罪玄科》等,在这一时期被广泛使用,成为道教丧葬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 17。
在通俗文学中的形象
除了在宗教仪式中的核心地位,太乙救苦天尊的形象还通过明代白话小说的流行而广为人知。这些文学作品为了叙事需要,改编并普及了他的宗教形象。
- 《西游记》: 在这部家喻户晓的小说中,太乙救苦天尊以一位地位崇高、法力无边、慈悲为怀的天界尊神形象出现。书中对他的居所“妙严宫”的描绘是“百亿瑞光之中”,他本人则“高坐九色莲花座上”,尽显其尊贵与祥瑞 10。他在故事中的主要情节,是作为神通广大的九头狮子精“九灵元圣”的主人。尽管其复杂的救赎神学在小说中被简化,但其作为一位受人尊敬、雍容华贵的上仙形象,通过《西游记》的传播而深入人心。
- 《封神演义》: 在这部小说中,他的形象与“太乙真人”发生了融合。这里的太乙真人是哪吒的师父,是一位积极介入战争、法力高强的武仙,而非纯粹的慈悲救主 11。这显示了“太乙”这一尊贵名号在大众文化中具有极强的可塑性,可以被嫁接到不同的叙事框架中。
太乙救苦天尊在通俗文学中的出现,标志着其演变的最后一步:从仪式专家到文化原型的转变。小说作者在创作时,无需详细解释他是谁,因为他们可以假定读者已经对这位神祇的崇高地位和慈悲品性有基本认知。文学作品虽然简化了他的神学内涵,但却将他的名号和核心特征,塑造成了中国文化词典的一部分,确保了他的影响力超越了道观的围墙,成为一个持久的文化遗产。
结论
太乙救苦天尊的信仰史,是中国宗教思想演进的一个缩影。其发展轨迹清晰地展现了六个环环相扣的阶段:
- 本原: 作为古典哲学中宇宙统一体的抽象“太乙”概念。
- 君主: 在汉代国家祭祀中被具象化为至高无上的星辰主神。
- 救主: 在六朝道教中被人格化,成为应劫救苦的慈悲天尊。
- 专家: 神职高度专门化,成为道教的地狱主宰,其成功的神学模型甚至为佛教地藏菩萨的中国化提供了蓝本。
- 实践之神: 通过标准化的图像和核心的斋醮科仪,成为道士和信众在宗教实践中沟通的主要对象。
- 文化原型: 最终超越宗教范畴,通过在通俗文学中的传播,成为大众文化中广为人知的慈悲天神符号。
综上所述,太乙救苦天尊的历史远不止于一位神祇的传记。它微观地反映了中国宗教自身的演化逻辑,展示了哲学与宗教、国家意识形态与大众信仰、本土创新(道教)与外来影响(佛教)之间持续而复杂的互动。太乙救苦天尊作为道教神学创造力的杰出成果,有力地证明了道教如何构建出一套能够深刻回应人类最根本的焦虑与希望的信仰体系,并因此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占据了不朽的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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